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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多民族文学六十年 ⑤ 20世纪80年代:谋突围观念转型

2019/1/6 22:41:36   作者:黄伟林 广西文艺界   次浏览

   如今80年代几乎成为中国文学的神话,相形之下,广西文学似乎黯然神伤。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整个1980年代,当各省区作家纷纷在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领域收获各类奖项的时候,广西作家无一斩获,几成“被遗忘的土地”。

    80年代的广西文学果真如此不堪吗?

    事实未必如此。

    对于广西文学而言,80年代是一个十年磨一剑的年代,是一个几代作家济济一堂的年代,是一个突围转型的年代。

    “十年磨一剑”说的是黄继树经多年史料积累、文学创作而成就长篇历史小说《桂系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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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系演义》讲述的是民国广西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黄旭初为首的桂系集团从发生到覆灭的历史。从统一广西到出师北伐,从蒋桂战争到喋血抗战,从囊括半壁江山到瞬间风流云散,《桂系演义》既写出了民国时期的战争风云,又写出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崩离析,更写出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现代历史进程,既是实事求是的历史,也是形神兼备的文学,以文学的方式呈现了“三分之一部中国民国史”,被喻为“当代的《三国演义》”。自1988年由漓江出版社出版之后,已经有多个版本,至今仍然为人们津津乐道,成为坊间声誉极大的长篇佳作。

    几代作家济济一堂的年代指的是80年代广西文坛活跃着几代作家。

    陆地、秦似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成名的老一代作家继续创作。陆地的长篇小说新作《瀑布》于1980年1月正式出版。秦似重操旧业,其杂文写作仍有活力,仍有锐气。莎红诗歌创作仍然一往情深。

    “文化大革命”前接受大学教育的中年一代作家正值当年,纷纷拿出了他们的文学代表作,韦一凡的长篇小说《劫波》、蓝怀昌的长篇小说《波努河》、陈肖人的中篇小说《黑蕉林皇后》、凌渡的散文集《故乡的坡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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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青一代作家锐气十足,成为80年代广西文坛主力。聂震宁改弦更张,他曾经以多民族叙事成名,80年代以《长乐》系列小说开启对文化传统的反思,变山歌体小说为杂文体小说,试图在广西的喀斯特地貌中寻找通往中原的暗河,在全国文坛产生了一定影响。张宗栻《漓水谣》《人雕》等漓江叙事,写出了桂林山水的神韵,耐人寻味。陈敦德以电影人的身份进入报告文学写作,写出了《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等有影响的报告文学。林白80年代浮出文坛,开辟一片新的文学天地。孙步康的小说、黄琼柳(壮族)的诗歌在80年代亦有一定影响。

    “文化大革命”后接受大学教育的青年一代作家脱颖而出。一批有过知青经历并且在知青年代发表过文学作品的青年作家文革后考上了大学,如冯艺、杨克、林白、彭洋,知青经历和大学教育使他们已经成为广西文坛成熟的青年作家。更年轻的一代大学生初出茅庐,如张燕玲、东西、凡一平(壮族),他们在大学时代浸润于80年代的文学热,走出校园后仍不忘初心,继续在文坛跋涉,他们迟早将在中国文坛打下一片属于自己的文学江山。

    “转型”指的是广西作家文学观念的转型。

    如果说50年代的广西文学来自桂林文化城、延安革命圣地和广西本土多民族文学传统,那么,60年代和70年代,广西本土多民族文学传统已经成为广西文学主流。这个主流一方面推波助澜成就了《百鸟衣》《刘三姐》这两座广西文学高峰,另一方面,也一意孤行造成了广西文学色调单一、内容浅显、形式简化的局面。因此,1980年代的广西文学开始谋求从八桂大地的崇山峻岭突围。

    《广西文学》1985年第3期发表梅帅元、杨克的论文《百越境界——花山文化与我们的创作》。这篇论文是中国文坛最早的寻根文学宣言,早于郑万隆1985年第5期在《上海文学》发表的《我的根》、韩少功在《作家》1985年第6期发表的《文学的“根”》、阿城1985年7月6日在《文艺报》发表《文化制约着人类》。

    这篇文章一方面明确了广西文学的审美文化传统——花山文化,它更接近以屈原为代表的长江流域楚文化;另一方面,文章表示,必须将古老的花山文化与现代的西方现代主义审美形态融合,在融合的基础上抵达广西文学新的审美追求——百越境界。文章中说:

    花山,一个千古之谜。原始,抽象,宏大,梦似的神秘而空幻。它昭示了独特的审美氛围,形成了一个奇异的“百越世界”,一个真实而又虚幻的整体。

    纵观今天广西文学作品的写法,与《诗经》为代表的黄河流域文化较为写实的风格更为接近,而基本上完全舍弃了与屈原为代表的长江流域的楚文化及更为离奇怪诞的百越文化传统的联系。我们的缺陷正是在于,只是过于如实地描绘形而下的实际生活,而缺少通过表现形而上的精神世界,来展示这一民族的历史和现实。

    西方现代主义在这上面大做文章,把主观感强调到膨胀的程度:抽象、象征、表现、魔幻……主体压倒了客体,渗透了客体。客体在心灵的需求中变形了。单从这个意义上看,它与原始文化一脉相通。与其说现代主义是创新,不如说是更高意义上的仿古。

    广西所处的地域,有着与文学创新观念很和谐的原始文化土壤,这是我们的优势。

    关键不在于你写出了一个看得见的直观世界,而是要创造一个感觉到的世界。就是说,在你的作品里,打破了现实与幻想的界线,抹掉了传说与现实的分野,让时空交叉,将我们民族的昨天、今天与明天融为一个浑然的整体。这个世界是上下驰骋的,它更为广阔更为瑰丽。它是用现代人的美学观念继承和发扬百越文化传统的结果,如同回到人类纯真的童年,使被自然科学的真变得枯燥无味的事物重新披上幻觉色彩。

    显然,1985年,当“文化寻根”思潮在中国文坛汹涌澎湃之时,广西作家领了时代风骚。在此之后,中国文坛说得沸沸扬扬的楚文化、屈原传统以及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在这篇文章中都得到了明确的讨论。这一代广西作家的“寻根”意识,并不是简单地表现民族生活或者民族文化,而是一种地域传统文化与世界前卫文化融通的方式,是以现代主义的文学观念观照原始文化,创造一个反理性的、变形的、感觉的、魔幻的、现实与幻想、传说与现实浑然一体的形象世界。

    评论家黄宾堂曾在《南方文坛》1998年第3期发表《广西文坛的三次集体冲锋》一文,认为“百越境界”的提出及创作是广西文坛进军全国的第一次集体冲锋,并专门谈到“百越境界”作家群“从马尔克斯等拉美作家所展现的地域环境及心理背景中,发现与广西西南部地区的环境和背景竟有惊人的共通之处。显而易见,这一代广西作家与他们的广西前辈作家在文学观念上已经有了深刻的不同。如果说前代广西作家的文学经典范式是“十七年”文学经典,他们的文学形态是现实主义的,那么,这一代广西作家的文学观念已经走向世界,他们的文学形态是现代主义的。

    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型。过去的广西文学主要接受国内主流文学的影响,虽然出现过谢民“悲喜剧”的探索戏剧,但没有触动广西文学的主流形态。然而,梅帅元、杨克一代广西作家,有了明确的世界意识,他们开始直接接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他们虽然也重视广西本土文化资源,但这种重视已经不是题材意义上的重视,他们是用现代主义的文学观念去激活古老的广西文化传统,进而发现这种传统的价值,而不是用广西文化资源作为素材,去证明某种主流文学观。他们的文学转型,不仅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转型,而且是观念意义上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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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帅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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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克

    正是在百越境界的影响下,1980年代广西文坛出现了一批具有鲜明探索色彩的文学作品,如李逊的小说《沼地里的蛇》《坐在门槛上的巫女》,李逊因为这些作品被认为是中国文坛最具有魔幻色彩的小说家。又如张宗栻的小说 《魔日》 《大鸟》、梅帅元的小说《红水河》、聂震宁的小说《暗河》 《岩画与河》、杨克的诗歌《走向花山》 《图腾》、林白的诗歌《山之阿 水之湄》、史晓京的诗歌《三月三》,等等。

    80年代初期,广西本土之外,一位广西籍作家在中国文坛引起了广泛关注,他就是童年时代从北海移居北京,当时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的陈建功。早在70年代,陈建功就开始小说创作,进入80年代,他的小说创作终于结出硕果。1980年和1981年,陈建功以短篇小说《丹凤眼》《飘逝的花头巾》两度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成为80年代中国高校文学声誉最高的在读学生。

    80年代,陈建功之外,还有一位老人引起了北京读书界的注意,他就是柳苏,原名罗承勋,桂林人,抗战时期在桂林进入《大公报》,一直做到《大公报》副总编,1982年至1993年,他居住于北京,1986年前后,他在《读书》上发表了一系列介绍香港作家的文章,后汇集为《香港文坛剪影》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1993年出版。柳苏的系列文章改变了人们心目中香港是一个文化沙漠的印象,使一批香港作家得到了大陆读者的关注。

    80年代,还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中国第五代导演在广西诞生。1982年,广西电影制片厂专程派人到北京电影学院,请求他们派一套完整的人马到广西,人数可以在十人以上。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党支部书记韦彰是广西人,答应支持。于是,导演系张军钊,摄影系张艺谋、肖风,美术系何群等外省毕业生被分配到了广西电影制片厂。1983年,广西电影制片厂组成青年摄制组,拍摄了由郭小川长诗改编的电影《一个和八个》,获得北京电影界的热情赞扬。1984年,广西电影制片厂邀请陈凯歌到广西拍片,并提供了张子良根据柯蓝散文改编的剧本《深谷回声》,陈凯歌与张艺谋合作,拍成了电影《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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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的问世,揭开了中国电影史新的一页,张颐武指出:“《一个和八个》开始通过影像革命在中国提供了一种启蒙的欲望表述方式。《黄土地》则真正实现了‘第五代’早期的全部意图,他们所开启的道路则成为中国电影与外部市场相联系的开端。而广西的边缘的自由和开放反而成了一个异常有力的因素,促成了中国电影想象的国际化的历程。”因此,电影理论家倪震指出:“第五代电影是1983年从最边远的广西电影制片厂破土而出的。”

    80年代广西最具影响力的诗人是杨克和黄堃(壮族)。更多的诗人还在默默前行。1988年,曾健杰在河池大化县创办了一份民间诗刊《扬子鳄》,这份民间诗刊一直坚持到1995年,麦子、阿权、刘春皆参与了这份诗刊的编辑。诚如主持人麦子所说:“它以特有的视觉、胆识,为中国现代汉语诗歌的民间精神,埋下了延续和传播的种子。”

    80年代确实是中国文学激情洋溢的年代,广西本土最有才华的一批文人把他们的智慧和才华都献给了文学。

    80年代的广西文学是以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反思活动终结的,那就是“’88新反思”。所谓“’88新反思”指的是1988年,黄佩华(壮族)、杨长勋、黄神彪(壮族)、韦家武(壮族)、常弼宇五位青年作家集体撰写的《广西文坛’88新反思》系列文章。虽然系列文章命名为“’88新反思”,但公开发表已经到了1989年,文章充满火药味、冲击力的观点在整个广西文坛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后来被称为“文学桂军”的广西文学新生力量,以这样的方式登场。(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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